Ru yizhong阮義忠

 

向阮義忠致敬

文:陳丹青

  

 

過去十五年,中國大陸關注“世界攝影”,或我稱之為“嚴肅攝影”的人士,若其年齡正在四十歲上下,那麼,阮義忠的名字想必在他們心中無可替代——他是一位世界攝影之于中國的啟蒙者與傳道者,我甚至聽說,好幾位大陸攝影家以“攝影教父”這樣的尊稱給予阮義忠。

倘若以上說法言過其實,那麼,至少在我,阮先生是一位令人心悅誠服的老師。二十二年前當我去到美國,旋即淹沒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攝影集與攝影展覽中。我被震撼、吸引,然而迷失其間;1980年代末,我首次讀到台灣雄獅美術出版,署名阮義忠的“世界攝影大師”上下冊系列,詳讀其中每一篇文章,彷彿聆聽教義、加入黨派。從此,攝影成為我在繪畫之外的“第二信仰”,在繪畫的門戶之外豁然望見另一寬廣的視界,從中找到我面對世界、抱持勇氣的坐標與照明——1995年藉台北展覽的機會,我擅自尋上門去,在阮先生的編輯部與工作坊見到這位領路人,當面向他表示敬意。

中國大陸有許許多多藝術家、理論家、美學家、出版家、策展人,當然,還有為數不少的文藝名流。可是我們這裡沒有阮先生這樣的角色。怎樣的角色呢?我稱為“單獨行進的人”。

過去二十年,我有幸結識了導演侯孝賢、影評人焦雄屏、作家朱天文、美學家蔣勳、舞蹈家林懷民、詩人兼報人楊澤、畫家兼評論家楊識宏、文化研究者陳傳興,還有我正在談論的阮義忠——他們都是我所謂的“單獨的人”。他們背後沒有電影學院、電影協會、作家協會、文藝家聯合會、美術家協會、攝影家協會……就我所知,他們青少年時代經歷過寶島的“戒嚴時期”與“解禁時代”,但沒有被“文革”侮辱過;他們大抵出過洋、遊過學,接受良好的教育,沒有在“上山下鄉”或政治運動中虛擲年華;他們之所以拍電影、寫劇本、弄批評、出文集、組舞團、成立私人攝影作坊,僅僅因為個人的雄心、熱情、才能與韌性。他們沒有官方名份與管制,也未必獲得社會的慫恿或理解;在他們的聲譽和成就背後,大陸同行恐怕不清楚他們曾經何其艱難寂寞,因此,這是最重要的一層:我們也難以設身處地感受到他們的自由與獨立。

是的,他們出自台灣,台灣因為他們,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發生了當代藝術,但他們並不一定代表台灣。他們所能擁有並把握的只是各自熱愛的藝術與事業,此外便是自己的名字。

因此,當我去年十月間在北京紫禁城國際攝影展與阮先生重逢,他與共同支撐攝影雜誌的妻子是被主辦方邀請的貴賓,但他們淹沒在種種大陸官方團體、機構、組織的陣營中,就像在台北人叢中一樣孤單。可是隨即我看見好幾位大陸著名個體攝影家繞過飯桌來到他面前,懷抱著個人對個人的敬意,請求簽名與合影。那天,老朋友阿城第一次見到他,我真高興聽到阿城對阮先生說:“你也是我的攝影啟蒙者!”

啟蒙,“星星之火”是也。經阮先生自上世紀70年代率而點燃,與他守護至今的,似乎便是他妻子與他在台北的那層樓面。我願意相信在他之外,台灣本土有不少矢志於創建攝影文化的人士,大陸這二十多年來,也自有一群矢志於介紹世界攝影的研究者與活動家。然而以孤勇與資金,草創據點,自成陣營,將攝影文化在島內、大陸,及海外華語世界中的傳播、深化、開展,作為志業而持久不墜,其雜誌《攝影家》的品質與聲譽竟遠及歐美,使西方攝影文化亦予見重者,恐怕惟阮先生一人。他的志業在台灣開花結果,我不是見證人,但我親見90年代大陸個體影人及影像作品的漸有層次、漸入佳境,與阮先生的書籍、雜誌及相關文本的滲入與影響,大有前因後果之緣。而在大陸被淹滅長達六十多年的北京攝影家方大曾及其作品,在《攝影家》雜誌以專輯的形式得以全面的介紹,也是靠了阮先生的法眼與熱心——這些功德,阮先生當初那裡想得到呢,他只顧逕自做事,一步一步向前走。

阮先生做的是一位學者的工作。他的文章、他的人,卻是耿耿熱腸,有大關懷,有大理想。我從未見他以自己的研究居高自利,煞有介事。他向淵深冷靜如陳傳興教授請教影像文化的紛紜學脈與理路,又與執著本土情懷的文學家黃春明把談攝影與民族、時代及人性的關係。他的雜誌遍涉世界與當代攝影每一時段及領域,但始終秉承攝影的人文精神,尋求高於攝影的諸般立場。島內及大陸的攝影運動,均在他熱切的關注與介紹範圍,尤可貴者,他自己也是一位精力飽滿、目光銳利的攝影者,這為他龐大的研究工作注入活潑的感性與堅實的經驗——我尤為欣賞他的那幅作品:地平線,一群孩子,其中一位翻滾空中。我問他:那幅照片,是上帝為你摁的快門吧?!他想了一想,隨即露出率真的笑容——只有藝術家才有的率真——連連點頭:

是啊!是啊!

我不知道在卡蒂埃-布勒松與卡帕的時代,在東松照明與細江英公的國度,有沒有阮義忠這樣的人物在做阮先生這樣的事,如果有,他們是誰?我知道法國有羅蘭‧巴特,美國有桑塔格,日本有安部……如果中國多有類似的人物,可能我們並不那麼需要阮先生以及他所顯示的價值——這是何其可憐的價值,如上所述,中原大陸當代攝影意識的“啟蒙”,竟是一位海峽彼岸“單獨的人”,因此這是何其珍貴的價值,不然,我們怎能知道當今中國的影像文化尚存多少有待跋涉的路途?我不願誇張阮先生的功績,我也無意多談他的作品及言論,我多麼希望在他之外,我們周圍有更多的人物如他那樣,做著他曾一路做過的事。他的志業,開放給爭論、批評,並期待超越。在這些事尚未發生、尚未展開之際,我相信眼下這一專輯給予我們難得的機會,認識中國當代攝影遲來的自覺,並再次認識阮義忠及其工作的價值。

 

 

 

 

 

 

 

2005415寫在上海

 

 

 

 

 

 

 

本文原刊載於《中國攝影》雜誌2005年第六期

 

 

 

 

 

 

 

慈悲經濟

——悲憫影像的可能問題

文:陳傳興

 

I

 

 

從一無所知到成為重要的攝影家,阮義忠和台灣同世代的成名代表攝影家都具有同樣的自我學習養成特質,幾乎憑靠直覺與強烈意志去摸索塑造出不同的觀看可能性。不論是影像形式語言抑或單純技術層面操作,在一個沒有師承與知識匱乏的蒼白文藝年代,自我成就了一整世代台灣攝影家的萌育。沒有人會誤認這些人各自的作品,他們面貌清晰一如簽名,不容置疑。但從這個共同特質基礎上出發,因就個人素質以及外在大環境互滲,讓這些人雖使用同樣的相機關照同一個封閉島嶼萬象,卻發出差異音聲。更重要的決定變化因素,可能來自經濟方面。也即是說,當攝影創作不被當為藝術生產行為時,可以把它當為愛好,某種時尚與普遍的社會共同文化現象來看待,此種方式和將攝影當為職業,甚至視之為志業,又完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道路途徑。這幾乎是那個世代台灣攝影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以前所憑依的素樸自我直覺觀看,很明顯地暴顯出不足窘境,那麼是否要放棄這種方式,不再將攝影與個人成長(或說生存,如果不用那過渡沈重的學院言語,存在)緊緊互依不分,攝影將把阻隔成為外物,它不再是身體的一部份,而個人意識也理所當然不把它視為己我鏡像反映。因此,很有趣的現象就會出現。這世代的攝影家當他選擇成為所謂的專業攝影師時,自我並不分裂而是被否定,被自我否定透過美學語言形式,或甚至意識型態表述。

 

 

從這個角度去思索阮義忠作為攝影者(廣義)的漫長攝影生產活動所出現的複雜多重面向與角色扮演——同時是攝影家、理論家、雜誌創辦者、教育者,別忘了,攝影專業器材代理經營者——矛盾現象。只要是跟攝影有關的事物,他無不涉入,澈底實現由一去繁衍的細胞分裂思考行為,實踐廣義的攝影論述生產,可能是台灣唯一體會到藝術經濟內中奧秘的藝術經營者。他運用這種生產模式去化解上述的攝影職業選擇與自我養成之矛盾衝突。

 

 

多重總體藝術經濟的操作延續自我養成於多種攝影場域,也正是由一御多他方能持續保存素樸與就手的經驗表現,碰觸到事物核心而能走出島嶼區域色彩之封閉宿命,與國際共軌。

 

 

II

 

 

 

 

 

 

再一次,他讓人訝異。《告別二十世紀》大型回顧展明白宣稱他的失望、挫敗,所有的影像都成為已逝過往追憶,失落的優雅。攝影的可能性在這塊土地上似乎到了盡點。這種灰色語調口吻,出自一位一向被人認為是過度積極樂觀者之嘴裡,並不會令人做出學院蛋頭的啟示錄聯想——歷史終結等等——反倒多了一份感傷,近乎悼亡的情懷。攝影不可能,就好像某西方當代哲學家面對二戰猶太大滅絕之歷史經驗時曾說出,在奧許維茲之後不可能有詩。但那時的台灣並未有大災難,人為或自然,這樣口吻誰都意料不到緊隨之後真的發生了一場百年大地震。沒有預言。但就像一場救贖儀式,原本將被封結的觀看可能性重新開啟,豐饒的開啟。不是從廢墟,災難毀滅的倖存見證上面出發,從重建。捨創傷就新生,再一次,攝影者堅持他的光線。“沒想到,這兩年來是我攝影生涯三十年照片拍得最多的時期。”(《期待希望的新芽》第5頁)一語道出多少心聲;“沒想到”一詞它既代表了偶然,也表徵了攝影者自己都無從瞭解穿透的無意識,那不可思暗處湧力推促而不可自它。

 

 

 

 

當身處歷史危機轉捩點時,面對波盪困頓不知伊於何底時,攝影者歷史感深居在這層“沒想到”。期待揭露而不得。地震災難重建「希望工程」讓攝影者接觸到另一種共體,他從未接觸過的共體,宗教。就像成長小說中所描述的成長入門儀式,攝影者自我養成進入另一個階段,信仰。追隨一位宗教家跟見證記錄宗教家生活行儀是純然兩回事,宗教經驗和美學經驗的千絲萬纏葛藤更是耗盡多少哲學家心思精神與筆墨。這已不是單純大哉問一句風涼話可解。片言支語無從明說。不論是西方藝術史的聖像,使徒行傳或東方佛教造像之大傳統,能否拿來借鏡,皆是疑問。如何去理解這些現象:

 

 

(一)對一位堅持可見光,現實經驗界造像取景者,他如何(突然)產生信仰,“皈依”一字中所含的否定與覆蓋意義是否也出現在此做了某些決定性改變?(二)信仰是否可以入鏡,就如同西方對可否該立聖像之爭一樣,機械影像是否會碰到同樣問題?(三)影像的贈與產生問題。慈濟證嚴上人是被拍攝對象,抑或影像之源頭、贈與者?(四)攝影者與其拍攝行為的關係,涉及到個人信仰行為時,此時此刻與超越時間的關係必然擾動改變了原本支持兩者的“意向性”之本質。攝影者會落處何方?

 

 

簡單約略歸納這幾個片面問題,讓人意識到攝影家所投身進入的場域是如何森羅萬象,不能輕率執一端之論就想概述。

 

也許在這短文所能做的結語是,攝影者能捨,進入極限經驗場域,必然地,所帶出的影像也將會是盡碎至不能的最後影像。終極影像。